台灣戰爭史回顧 (410)
國際利益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to the Consultant (Allison), April 12, 1951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Mr. Dulles emphasized the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 Treaty with Japan should do nothing which would of itself and suddenly eliminate all international concern over the disposition of Formosa. 在1951年4月12日國務卿顧問代理人John M. Allison所擬美英會談備忘錄中提及：關於福爾摩沙，杜勒斯強調美國的觀點稱：國際關注對日本之條約，不應自行且突然消除所有對福爾摩沙處分。
Letter from the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Dulles) to Senator Alexander Wiley of Wisconsin, August 6, 1951
The Treaty confirms Paragraph 8 of the Potsdam Proclamation. it leaves it, however, to other international processes to determine what becomes of the renounced territo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sumes no treaty commitments in these respects.
國務卿顧問杜勒斯1951年8月6日，給威斯康辛州參議員Alexander Wiley之信中提及：條約確認波茨坦宣言第8條，然，留其他國際程序以決定被放棄領土之未來，美國對此不負條約承諾。
由杜勒斯對日和約簽訂前夕對台彎處分之觀點，足以推論：
1. 美國並沒有為了要立即解決台灣歸屬問題而將台灣移轉與中國。
2. 美國對台灣未來歸屬不做任何承諾。
3. 台灣未來歸屬需由對日和約以外之國際程序決定。
戰後和平條約之擬定 ，是必須在不違背「萬國公法」前提下，才能論及各自「國家利益」。在斡旋舊金山和約條款期間，菲律賓極力反對將台灣移交中國，是基於唯恐國內共產黨勢力坐大之國家安全考量，然，時過境遷，菲律賓將台灣住民視為「中國人」，是基於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所謂「國際利益」考量。可見非以「法理」，是以「利益」為基礎，制定之政策，前後決策終究會有矛盾。
基於並無任何條約將台灣自日本移轉予中國，本土台灣人在法理上，絕非正式「中國人」。僅管如此，菲律賓政府依「一個中國政策」，有立場將持中華民國護照而在菲律賓犯罪之台灣住民遣送至中國。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份，對菲律賓而言，或許在現階段是有國家利益，然國際間存在的不只是「利益」，更重要的是還有「法理」，對憲法中明文承認「萬國公法」的美國而言，不但是不符國家利益，更是有違反萬國公法之忌諱。菲律賓政府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將台灣住民定位為「中國人」，都無法改變台灣在法理上之地位。此舉除了讓國際社會見識到本土台灣人無國籍、無政府及陷於政治煉獄之真相外，也突顯本土台灣人身分認證之迫切性。本土台灣人如是持台灣美國軍政府所核發之台灣護照，下場必將完全不同，由此足以映現台灣民政府設立之必然性及必要性。
作者：林 志昇
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
2011/02/12
2014/02/19
